谢尔盖·切利比达凯 (Sergui Celibidache) 1912年生於罗马尼亚。其父为一地方行政长官。早年求学於法国巴黎。第二次大战期间为躲避兵役，进入柏林高等音乐学院学习指挥，并同时在柏林大学修习哲学、数学等课程。在这段期间，他曾撰述关於普雷地方约斯昆音乐的论文，并曾与柏林广播乐团合作在指挥竞赛中获奖。 　　1945 年德国战败，身为柏林爱乐音乐总监的福特文格勒遭到盟军起诉，被暂时剥夺了指挥权。而战后的德国境内亦是百废待举，这时失去乐团龙头的柏林爱乐，可说是正面临了自 1882 年创团以来最大的危机。而就值此风雨飘摇之际，甫自音乐学院毕业年方三十三岁的切利比达凯，於该年接替了博查德担任柏林爱乐的常任指挥，肩负起重振柏林爱乐丝竹声威的大任。 　　切利比达凯之所以能得到柏林爱乐的常任指挥，这份今日众指挥家梦寐以求（或说是做梦都不敢奢求）的职务，倒也并非是由於他的指挥在那时就已技惊四座、名扬四海，相反的，在那之前年轻的切利比达凯，其指挥生涯几乎可说是一片空白，更没有显赫的成绩可言。这份工作落在他身上，只是由於几位德奥籍指挥大师，战时留在德国境内的如福特文格勒、伯姆、卡拉扬等。都在接受盟军的「调查」。战时出奔海外的如老克莱伯、克伦佩勒、塞尔、克纳佩布什等，不是已在外小有成就，就是像克伦佩勒一样陷入颠沛逆境中（不过能够像克伦贝勒当时一样悲惨的还真不容易）。如克利普斯则为苏俄占领区所任用，而如瓦尔特因为其犹太籍的尴尬身分，所以只有早早去投靠托斯卡尼尼了。总之，当其时留在国内的大师多被控以亲近纳粹而强制赋闲在家，跑去国外的大师则肯定是一时三刻不会回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虽说是德奥指挥大师群的严冬，但其国内指挥缺乏，却不啻是年轻指挥家的好日头。几位日后乐坛大师级人物，都找到了在平时也许苦乾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好职务。如索尔第得到了巴伐利亚歌剧院的音乐总监，而切利比达凯则得到了柏林爱乐的常任指挥（很巧的是，这两位当代硕果仅存的大师，都是生於 1912 年，三年前才同时度过他们的八十大寿）。 　　担此重任的切利比达凯，此时可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他凭着其天纵的才能、灵敏的双耳，将柏林爱乐之音色磨光打蜡得洁净透明，令人几乎听不出一丝的杂质。而所谓「成功是百分之一的天份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并不是指一个人的天份只要百分之一就足够了而是指他所作的努力，甚於其天份的九十九倍，切利比达凯即是此一代表。他在柏林爱乐任内，可说是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投入指挥这项工作。他不但不断地扩充柏林爱乐的演出曲目（包括了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及许多其它二十世纪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其长时间的读谱钻研与无止境的曲目排练，也使柏林爱乐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演出。 　　作为 1945 年战后重整期，到 1947 年福特文格勒重返乐坛这段期间的柏林爱乐指挥桥梁，切利比达凯的表现不只是称职，甚可以说是非常优异的。在与乐团团员一起等待大师归来的这段岁月，他全心投入音乐，吃苦耐劳的精神，无形中给予团员一种稳定军心的力量。 　　他对於乐曲乾净精确的强烈要求，每场音乐会之前不断地演练准备，不仅让乐团演奏水准始终不坠，也令团员们忙得无暇去为音乐以外的事物烦心，而多少避开了战后仍不稳定的局面所带来的一些冲击。 　　1947 年那些被剥夺演出权的指挥家终於获得解禁，福特文格勒也在此时重掌柏林爱乐的兵符，与当时稍闯出一点名号的切利比达凯一起合作，携手共创爱乐之荣光。 　　这一对老少配在五年的合作中圆满愉快。福特文格勒徜徉在贝多芬、布拉姆斯、布鲁克纳的音乐圣殿中，织出深沉动人的乐章；切利比达凯则继续拓展柏林爱乐的曲目，并以狂野有劲的指挥之姿（现在大概很难想像得到吧？）风靡新一代的乐迷。这当是切利比达凯指挥生涯中最得志的一段时期。 　　切利比达凯受福特文格勒的影响相当深远。须知战后渐渐步向暮年的福特文格勒。正以其对作品深邃的洞察理解，与对人生的深沉体悟，刻划出一场场撼动人心的演出。在他手中指挥棒的每一颤动，都直指着音符与音符背后所隐含的讯息。这时的福特文格勒，已臻於一指挥其内蕴最广邃圆熟之境地。此时的切利比达凯与大师朝夕相处之下，耳濡目染之余，怎能无受其丝毫感召！何况切利比达凯以其对音乐永不知足的追求、对自我几近完美的苛求，在深深为大师的音乐魔法所感悟之下，又如何会有一刻放弃向大师学习的丝毫机会！所以说切利比达凯与福特文格勒共事的这段柏林爱乐时期，可谓他一生中最大的跃进。其此生的传奇，也当是奠基於此。 　　在指挥台上的切利比达凯素以超高标准与超次排练着称。在柏林爱乐期间，他就规定每场音乐会之前须有十次以上的排演。团员当然是时常为此叫苦连天。当时人们议论他的焦点，也就常常放在排练曲目花费时间过长上。1952 年切利比达凯离任，1954 年指挥天王福特文格勒「驾崩」，柏林爱乐指挥出缺，切利比达凯便被时人视为继任的绝佳人选之一。而当时却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像得到，切利比达凯从那一刻起，将近有四十年间，未能再踏上柏林爱乐指挥台的一隅。 　　众所皆知，接任福特文格勒遗缺而成为柏林爱乐首席指挥者，并不是切利比达凯，而是卡拉扬。卡拉扬彻底封杀了切利比达凯。日后且成为柏林爱乐终生指挥，带领着柏林爱乐逐步构筑出其个人的古典音乐王朝。而这些就不在话下了。 　　关於福特文格勒、切利比达凯及卡拉扬的「三角关系」，是大书特书三天三夜都扯不完的。但囿於笔者手边资料的不足，深恐将「三国志」写成了「三国演义」，而失去了真实性，所以就暂时保留了。反正这与切利比达凯的指挥艺术也不是很有关系，在此只能简单的说， 　福特文格勒在世时极力排挤卡拉扬，战后不但不准他踏入柏林爱乐一步，也以其影响力在各地方为卡拉扬的舞台空间设限。等到福特文格勒一死，卡拉扬才有机会施其手段来个「绝地大反攻」，将所有的东西一下子都抢回来。 　　相对於轻轻松松就在柏林待个七年的切利比达凯，履遭福特文格勒生前排挤的卡拉扬当然是倍尝艰辛而心怀苦闷与不平。所以在卡拉扬就任柏林爱乐之后，攻守易位，切利比达凯便成了卡拉扬「眼底的头号刺客」（眼中钉是也）。切利比达凯於是遭驱逐出场，和当年的卡拉扬一样，不准踏入柏林爱乐一步。 　　切利比达凯再回到柏林爱乐，已是九二年的暮春。据王立德先生在古典大师一书中所述：「岁月将指挥台上的切利比达凯转换成慈祥的长者，微笑着指导晚辈们如何传达布鲁克纳第七号交响曲的乐想。团员们对他恭敬有加，全心卖力地演出。切利比达凯坐着指挥，精灿的目光盯着乐团不放，冷静地『看』着眼前的音乐一层层地开展。他心里有一幅清晰的作曲家的音乐建构图，他将它缓缓地张开，凝聚成时间的建筑。卡拉扬挡住了切利比达凯三十多年，切利比达凯却一夕之间将柏林爱乐变回他所要的音色－－洁净透明」。 　　不像我们的卡大师日后那般地飞黄腾达，彻底与柏林爱乐绝缘后的切利比达凯，便辗转於世界各地客串指挥。从 1954 年到 1979 年『定居』於慕尼黑爱乐，这二十五年间，切利比达凯於欧、美、日本等地担任客席指挥，并先后於斯德哥尔摩广播交响乐团、法国国家管弦乐团、斯图卡特广播交响乐团、汉堡交响乐团等处任常任指挥，直到 1979 年出任慕尼黑爱乐的音乐总监，才有了一个『比较好看』的头衔。 　　切利比达凯在指挥的事业成就上始终没有什麽显赫辉煌的成绩，最主要的是他并不像索尔第那样擅於去经营一个乐团。完美主义的他在音乐的领域中对自我要求与期许相当地高，这使得他在进行乐团曲目排演时成为一个异常挑剔而严格的人。他自己也曾说：「排练是一连串的『Ｎｏ』，最后可能会有一次『Ｙｅｓ』」。而且他认为排练的次数取决於乐团的素质，乐团越好，其潜力就越大，排练的次数就应该越多。因此乐团常被『排』得很惨，往往团员个个精疲力竭，只见切老仍不厌其烦地交代团员们乐曲中各个音符的『正确位置』。 　　在指挥台上，切利比达凯断不容允乐团发出丝毫杂音与瑕疵。他要求正式演出时，乐团能够接近百分之百的全控度。但这并不表示他是个独裁专制的指挥，他要求乐师们需高度集中精神，先动脑筋领悟乐曲中的乐思，再精益求精地琢磨技巧，以达成完美的诠释。所以说他并不是严格要求乐团要完全发出他的声音，而是要发出『曲子』本身的声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其实这还是他的声音……）。由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切利比达凯在乐团前并不是在『指挥』一首曲子，而像是在『解剖』一首曲子，而且还兴致勃勃地邀请乐团的每一个人一同参与。 　　因为要求排练的次数很高，所以切老比较愿意指挥广播乐团枣这种乐团比较有裕余的时间让他慢慢地操演。六十年代的切老便常常「出没」於意大利各地的广播乐团，深受当地乐迷的喜爱。是以我们今日可以在唱片行「捡」到的切老音乐会侧录版本，多是自意大利出品的。 　　切利比达凯特别讨厌录音。他觉得把音乐储藏在唱片里就像将青豆制成罐头一般，其特殊的芳醇与生命都会失去。他早期曾尝试录了一些音乐，但其效果连他本人都难以忍受。自此他便极端排斥录音拒录音室於千里之外，并且在被众人『问得很烦』的状态下还曾丢出一句：「听唱片就好像带着一张 Brigitte Bardot 的照片上床」此句话不知来源何处，盼善心人士提供一下）。听过他唱片的人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为何会发此言了，这就好像二度空间的图像无法呈显三度空间的立体感与临场感一样。 　　在到了慕尼黑爱乐以后，为了乐团的『前途』等种种因素，切老当然无法「以实践艺术为己任，置乐团死生於度外」，而做了一些录音（有 SONY 发行的布鲁克纳）。几年前　NHK 好像也有播过他的专访，但我们最常接触到他的仍是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杂牌唱片。我们也只能从这里管中窥豹，略见切老一斑了。 　　再说切利比达奇 　　切利比达奇热潮无声无息地退却了，这时世本就不应有太长久的“热”，众多人为的热点不过是些泡沫而已。 　　但不长不短的“切热”也是足以让乐迷们领略了一位“新”指挥家的风采，论家们则可以廓清一种新的音乐美学，更可为世纪之交的爱乐园地轻抹一笔淡彩了。只是太驳杂的观点与角度及国人特有的生花炒嘴容易混淆视听，乐迷们对音乐文化的一般认识和对事物的审美惯性（甚至惰性）也易对切氏的指挥艺术产生误会和曲解，尽管解读切氏生平与艺术的文字颇多，其中也不乏具真知灼见者，但笔者还是想从个人角度出发，稍稍偏离学术探讨的轨道，力求以通俗的文字理清一些观点及补充一些个人看法，使乐迷能比较客观地认识其人其艺。 　　不知乐迷们有否注意到，在切氏身后，ＥＭＩ为其发行的唱片的一角，都印有一个红色的符号，其实中国人对它不应会感到陌生。它频繁地出现在建筑、书籍、服装和美术作品中。只是见之者不少，有深刻印象者却不多。这符号乃是出自中国民间艺术的字形变体图案——“寿”。这吉祥符不仅是祈愿和祝福、且更是永恒的象征，也恰好是切利比达奇指挥艺术的最有力标志，同时它也蕴含着切氏的艺术与东方美学的微妙关系。 　　切利比达奇１９４５年晋身指挥界，有五年执掌柏林爱乐乐团的经历，此后浪迹于欧洲各小乐团间，７９年起执掌慕尼黑爱乐帅印至９６年谢世。在其半个世纪的指挥生涯中，一直奉行艺术至上、理想第一的信条、在外间各种压力面前毫不妥协。因此当初无缘继续执乐坛出身，于他并非憾事。“斯图加特时期”也好，“慕尼黑时期”也罢，皆是人生流程，他执着的是音乐，并且进一步认为一流乐团为盛名及固有风格所累，末必能透过表面效果达到“真实”，不若“末受沾染”的一般演奏者单纯，能接受他的理念而直见本性。这观点与切氏深谙禅宗不无关系。禅说“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切氏总要乐手去除杂念，在一种“真空”状态下开始演奏。为达这一目的，他总以多得惊人的排练次数使乐团演奏达到熟而精、精而化的境地，这种象极了禅修的排练方式使这个指挥家同时获得了排练大师的雅号。 　　当然，使其首先获得知名度的，却是他对录音的排斥，他讨厌现代录音工业把音乐裁得七零八落再重新整合的录音方式，认为音乐是活生生的、瞬间的艺术，有其独立的呼吸空间，所以他把唱片叫作“罐头”，听唱片则是和照片上的碧姬·芭铎（法国女影星）恋爱，尽管他的看法末免极端，但理智告诉我们，它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音乐演绎者所从事的主要艺术活动是现场演出，他们之所以伟大，演出的成败是最主要的评价标准。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现场演奏具有不可重复性，而唱片是经多次反复录制多工序生产而成的商品，而且听唱片最欠缺的是人与人直接的交流，由此，切氏的观点便不难理解了。诚然，以这样的观点去与飞速旋转的现代经济巨轮下的音响工业体制相对峙，确是“太不识趣”了但也正是这样的“堂·吉诃德”才得以率先进入艺术圣境，而我辈要认识他，居然还是要靠制作精良的录音制品，老切在天有灵，怕是要与我们一同尴尬了。可见他观点如何激烈，最终也末能打破这一现实。然而这一退而求其次的方式，还是使我们感受到了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并且对其艺术观、其为人及录音与音乐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慢，太慢！”这是乐迷们对其作品的第一印象，也是抱怨最多，疑惑最多的一点。其实切氏早年，多的是速度奇快、火花迸射的青春化演绎。人到晚年，锋芒内敛，作品有了长者的宽宏仁厚，从容练达，速度自然放下来，这点较易理解。且有这一倾向的，决非切氏一人。快慢是相对的，单就技术角度而言，速度最重要的是控制得均衡。而更重要的是，随学养及人生境界的递升，切氏对艺术有了更深更透彻的理解，方法也相应地有了转变：对总谱作微观式研究，排练作显微化处理，一个小节甚至一个音符皆有自身生命，绝不显得匆匆草草。更为独特的是，切氏对交响作品各构成因素皆等量齐观，处理时平均用力，对经过句、装饰音也毫不放松，所以这样的慢是有着充分理由的。绝无刻意，更不是哗众取宠，而且他的慢，慢得舒缓、柔韧、松驰而富于张力，你听《图画展览会》的“漫步”主题，让你在最放松的状态下施施然进入画卷，一切行止皆以慢动作完成，一切观瞻又都在慢镜中呈现，连听者也成了观者。再听“基辅大门”一段，慢得有力，慢得崇高，重音向四方延展，最终超越了空间的局限，每每听到这里，我都会想：到底是他的音乐太慢，还是我们的时代太快呢？惯于生活在喧嚣中的我们，惯于在快餐文化中吸收营养的我们已无法放下心来去咀嚼切氏奉献给我们的音乐盛宴，其实他的慢，是其艺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也是他的艺术观不可缺的重要因素，它使我们重新认识了音乐，也进入了一种以末有过的聆听状态，慢，即是时间也即是生命的延长，这不就是寿的一种表现吗？ 　　当然，要理解他的慢，便不得不说到他的“谈”了，切氏嗜吃，大鱼大肉，但音乐却是斋素。听他的演绎，有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超然，平和、素雅中却蕴含着绵绵不绝的内力。乐音中没有渣滓，织体极为透明，真如蓝焰般的纯粹，对音乐的阐释没有夸张和矫饰，更别想找到刻意营造的“甜美或火爆”，要寻求感官剌激的乐迷们怕要失望了，这份淡然来自于切氏多年历炼，也来自于对佛道的深切体悟。他的淡最能满足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却从不会满足肉体式欲望。听他的演绎，使人有安详之感，古人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这是经过内心激斗后复归的平和，是对矛盾的超越，他的指挥艺术的最终目标，便是要达到无尘无染、物我相忘之境。在这一点上，东方哲学的审美观竟与西方古典音乐融为一体了。行文至此，乐迷们怕是对切氏与钢琴家米开朗杰里的交谊有更深的理解了，后者琴音冰清玉洁，艺术上也有形而上色彩。从这一侧面返观切氏的艺术形象会更加清晰。 　　也有人说，切氏的音乐表现了“道”，然而什么是道？平常心是道！曾有许多钢琴家无法弹好莫扎特，这便是失却平常心之故。莫扎特的作品技巧上不难，难的是一份心灵上的平淡，天真，而切氏就有这样的平常心。这“心”不就是人的“本来面目”吗？还有一部分乐迷认为，以切氏之手法，指挥布鲁克纳、勃拉姆斯等深沉、内在，绵长的作品较合适，而指挥激情型的贝多芬和悲怆型的柴可夫斯基便觉不妥了。对于这点，完全是惯性使然，是从“准确性”、“标准化”角度，用既定的“风格”、个性去套切氏的美学，合者用，不合者弃，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可以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指挥家演绎别国、别民族的作品，为什么不能接受切氏这一具前瞻性的观点呢？其实切氏具超越性的美学观完全可以涵盖地域性民族风格和狭隘的个性观。基于此，才会产生有极强包容性和适应性的不强调风格却自有风格的抽象化音乐。他用实践印证了音乐的实质没有门派之分，没有古今之别的见解。至于切氏为何从不指挥马勒和歌剧作品，我想是因前者的作品是矛盾的产物，尽管技术上可自圆其说，但情感表达上过于纷乱和焦虑不安，这恐怕不合切氏趣味，至于后者在音乐的集中性、紧凑性和与指挥的融和度上不如交响乐，而且一部分传统歌剧情节幼稚，结构松散，戏剧性尚不如交响乐，这与切氏圆融的音乐观是有出入的，这样两个问题都变得可以理解了。 　　长寿是人生之福，大艺术家多有衰年变法之举。切利比达奇的指挥艺术也是历一生磨炼才达到这样的境界，“寿”给了人阅尽沧桑、返朴归真的大好机缘，它是通往永恒的桥梁。人生有限，音乐的生命无限。亏得老天爷给了你的“寿”，才得以让你窥见艺术之奥秘和生命的真谛，晚年的切氏银丝满头、双目炯炯，这是寿的表象，返观其一生，从善如流，这才是寿的根基。而出尘入世、由器而神则是寿的体现了。但愿我说得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