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dy guthrie（1912年—1967年），美国歌手。 　　大家都不知道他其他的名字。他只是一个声音和一把吉他。他唱出人民的歌，并且我猜想，他就是人民。苍砺的声音和粗糙的吉他声，Woody的人和音乐都没有什么甜蜜可言。但是对愿意聆听他唱歌的人，会发现更重要的精神：在他的音乐中，可以看见人民容忍和对抗压迫的意志。我想，这个就叫做美国精神。 　　1961年，一个从明尼苏达来的19岁年轻人来到纽泽西的一家医院，探视他卧病多年的音乐偶像。床榻上的病人，是20世纪前半最伟大的民歌手 Woody Guthrie（之后简称伍迪）。这个脸庞充满稚气的卷发年轻人在伍迪面前弹起了吉他，唱起了歌，以向他的偶像致上最高敬意。就在一两年后，这个年轻人将把民谣这种音乐带到音乐史的颠峰，并且掀起远比伍迪对当时的世界、往后的历史更大的波涛----当然，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伍迪。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Bob Dylan。 　　早期的Dylan根本就是踩在伍迪的脚步上学步：不只是民歌这种音乐类型，更是以歌曲来介入社会的态度，所以早期的Dylan是一名尖锐的抗议歌手。 　　1961年，一个从明尼苏达来的19岁年轻人来到纽泽西的一家医院，探视他卧病多年的音乐偶像。床榻上的病人，是20世纪前半最伟大的民歌手 Woody Guthrie（之后简称伍迪）。这个脸庞充满稚气的卷发年轻人在伍迪面前弹起了吉他，唱起了歌，以向他的偶像致上最高敬意。就在一两年后，这个年轻人将把民谣这种音乐带到音乐史的颠峰，并且掀起远比伍迪对当时的世界、往后的历史更大的波涛----当然，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伍迪。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Bob Dylan。 　　早期的Dylan根本就是踩在伍迪的脚步上学步：不只是民歌这种音乐类型，更是以歌曲来介入社会的态度，所以早期的Dylan是一名尖锐的抗议歌手。 　　是的。没有人像伍迪干过这么多事。Dylan的影响力虽然远比伍迪巨大，但是他和他的偶像最大的不同是，伍迪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实践者。 　　同样在19岁时，他的脸上已经刻满着土地的黄沙和历史的磨难。 　　伍迪出生于1912年的奥克拉荷马州。他经历了20世纪上半页最重要的几个历史时刻：经济大萧条、大沙尘暴、二次大战、美国的共产党运动和冷战体系的成形。 　　192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爵士年代”，或是“咆哮的20年代”。这是美国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是享乐与现代化生活的年代，汽车和家电开始进入一般人的生活，电影开始成为大众娱乐。但是1929年10月29日，股票市场崩溃，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于焉到来，无数企业倒闭，一千多万的劳工失业。 　　伍迪原本小康的家庭也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更悲惨的是，从1931年开始，美国南部大平原区的几个州停止下雨、出现严重旱灾，且由于长期的过度开垦而造成美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沙尘暴，长达近十年之久。几万个农民和失业工人开始被迫远离家乡，往西边前进去代表美国梦的加州寻找工作。这些迁徙者被称为“Okies”，而伍迪也是其中之一。 　　这段路程上的沙砾与汗水永远渗进了伍迪的血液。他和家人、同伴们走了几千英里，穷困而饥饿，在路上搭便车、坐货车、甚至只靠双脚来走，许多人都在迁徙中死亡。但这不是他的唯一一次长程旅行，此后他又数次穿过黄沙原野，穿过破败村庄，穿过美国社会的黑暗与困顿。 　　这些对社会底层的亲身见证，成为伍迪作品中最丰富的素材。他体验过最窘迫的生活，他看到那些被强者压迫、被大自然打击而倍感无助的人们，听到他们的感叹与垂泪声；他也听到群众对生命依然热情的歌唱声。于是，他认真地学习各地人民所唱的歌 －那些植根于具体生活的歌，并也开始为他们做歌。 　　1937年，伍迪在到了洛杉矶之后，有机会在电台主持节目，在节目上和搭档唱传统民歌和自己的创作，并尝试把歌曲当作社会评论的工具，谈他在那个迁徙之旅所经历的苦难，也谈加州作为一个许诺之地的迷思，引起不少回响。 　　伍迪也开始到加州各地移工打工的地方为他们唱歌，听他们的故事。他在各个移工营也认识组织工人的共产党干部，因而和他们越走越近，并在共产党党报《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写专栏，虽然据说他一生从未成为党员。 　　1939年伍迪前往纽约，他的真实生命经验和创作才华很快受到当地左翼圈子的欢迎。次年，长期在各地采集民歌的学者Alan Lomax遇到伍迪大喜，因为伍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民歌的“人身图书馆”。所以Lomax立即邀请他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录制各种民歌，作为历史档案保存，并帮助伍迪和当时的大唱片公司Victor签约，发行了关于沙尘暴受难经验的专辑《Dust Bowl Ballads》。 　　伍迪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且是自幼时以来第一次脱离贫穷。他主持电台节目，并有各种表演邀约，也继续在共产党刊物上写专栏。 　　但是，利益与政治理念的矛盾逐渐凸显。电台的广告赞助商不喜欢有主持人支持共产党。伍迪陷入了所有理想主义者难以逃避的两难。为了有收入支持他的家庭，他决定先照顾肚皮，而辞掉左翼刊物的专栏。但是电台的主持工作仍然不被容许有自主性，甚至常常是必须念稿，且不能播放他自己写的比较激进的歌。他终于无法忍受，决定离开纽约再次出发去旅行，去寻找人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