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托·布莱希特（也译做贝托尔德·布莱希特），是一位著名的德国戏剧家与诗人。1898年2月10日，贝尔托·布莱希特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奥格斯堡镇。年青时曾任剧院编剧和导演。曾投身工人运动。1933年后流亡欧洲大陆。1941年经苏联去美国，但战后遭迫害，1947年返回欧洲。1948年起定居东柏林。1951年因对戏剧的贡献而获国家奖金。1955年获列宁和平奖金。 1956年8月14日布莱希特逝世于柏林。 　　人物生平 　　贝尔托·布莱希特1898年2月10日出生在巴伐利亚的奥古斯堡。父亲是一家造纸工厂的厂长，母亲在年轻时就为乳癌所苦。小时候的布莱希特是个体弱的孩子，由于先天的心脏疾病，他曾被送到疗养院修养，六岁到教会国小念书，接受拉丁和人文科学的教育，在学校期间他便开始写作，成为学生杂志《收获》的发行兼编辑。他十六岁开始为地方报纸写文章，并创作了第一个剧本《圣经》。 　　1917年，布莱希特到慕尼黑的路德维希-马克西米立克大学读医学，期间他参加了阿尔图·库切尔的戏剧研究班，但因为不喜欢和同班同学的相处模式，而经常翘课跑回家。却借助此间闲暇开始创作剧本《巴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莱希特虽然曾受命到军医院当卫生兵，但很快的就结束了，因为他公开表态对战争不抱信心。 　　还未成为幕尼黑的戏剧家之前，布莱希特在一家报社《人民意志报》找到写剧评的工作。1922年布莱希特的《夜半鼓声》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剧院上演，藉此布莱希特获得有名的克莱斯特最佳年轻剧作家奖。布莱希特也开始稳定他的人际关系，于24岁娶了歌剧演唱家玛丽安娜。次年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汉娜。虽然结了婚，很少花时间陪妻子和女儿的布莱希特还是有其他的婚姻问题。1924年搬到柏林后，他认识了维也纳信仰共产主义的女演员海伦娜·魏格尔，并积极的追求海伦娜。海伦娜还为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叫做施坦芬。后来布莱希特也认识了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并和她合作。1926年布莱希特 和玛丽安娜离婚，1929年和海伦娜结婚。 1933年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布莱希特和他的家人逃到苏黎世，后来又到丹麦、芬兰，1941年旅行经过莫斯科、海参崴、圣·彼得罗港。直到1954年布莱希特获颁国际斯大林和平奖。1956年8月14日，当他在研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时，因心脏病发而过世，被葬于柏林的多罗延公墓。从1933年起，在长达15载的流亡生涯里，布莱希特的足迹踏遍了欧美每一个角落。 　　在苏黎世的旅馆，布莱希特见到了亨利希曼、西格斯和本亚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莫斯科，他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访问演出；在好莱坞，他跟喜剧天才卓别林成了好友，机缘巧合之下与当时访问美国的老舍相谈甚欢。如果说遭遇世界大战引发了布莱希特对政治的思索，那么漂泊异乡的十五年更使他接触到了社会深层，浮世百态。这不仅是流亡的旅程，更是布莱希特作为一朵戏剧灵魂成长的心路历程，带给他的戏剧以不朽的魅力。时代是人无法选择，如何在命运的漂泊中寻找到自身生存，甚至蓬勃生存的方式，布莱希特无疑是一位无可指摘的尊师。 　　戏剧与政治 　　1918年，布莱希特写出第一部短剧《巴尔》，抨击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1920年完成剧作《夜半鼓声》。1922年写出《城市丛林》，并撰写剧评。1922年被慕尼黑小剧院聘为戏剧顾问兼导演。1924年则应著名导演莱因哈特邀请赴柏林任德意志剧院戏剧顾问，创作剧本《人就是人》。1926年，布莱希特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见解，初步提出史诗（叙事）戏剧理论与实践的主张。他的创作作品包括了：《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27）、《三分钱歌剧》（1928）、《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1930 ）、和《巴登的教育剧》、《 例外与常规》等教育剧。1931年，他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为舞台剧。在向舞台剧戏剧发展的过程里，布莱希特的主要剧作有：《圆头党和尖头党》、《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四川好人》、《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以及改编的舞台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高加索灰阑记》等。 　　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理论在20～30年代与资产阶级为文艺而艺术的思潮作斗争中逐步形成。他要求建立一种适合反映20世纪人类生活特点的新型戏剧，即史诗戏剧。这种戏剧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突破“三一律”编剧法*，采用自由舒展的戏剧结构形式，多侧面地展现生活宽广多彩的内容，让读者通过众多的人物场景，看见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它的复杂性、矛盾性，促使人们思考，激发人们变革社会的热情。布莱希特把戏剧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按照亚里士德在《诗学》中为戏剧体裁所界定的标准而创作的戏剧，他把它称为“戏剧式戏剧”或“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一类是违反亚里士多德的标准而创作的戏剧，他把它称为“史诗式戏剧”或“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布莱希特早期的作品曾实验过达达主义和表现主义，但很快的就发展出一套属于他自己独特风格的观点。他厌恶亚里士多德戏剧方法，让观众和剧中的英雄人物产生共鸣进而同情，认为这种恐怖的情感和怜悯导致观众情绪沉沦而无法思考。布莱希特希望借由柏林剧团，来实践他打破这种剧场幻觉的决心与愿望。 　　创新与表现 　　布莱希特戏剧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戏剧理论即“陌生化效果”（Verfremdungs Effekt）。Verfremdung在德语中是一个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词，具有间离、疏离、陌生化、异化等多重涵义。布莱希特用这个词首先意指一种方法，然后才指这种方法的效果。作为一种方法，它主要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即演员将角色表现为陌生的；以及观众以一种保持距离（疏离）和惊异（陌生）的态度看待演员的表演或者说剧中人。宣扬“陌生化效果”的布莱希特戏剧学派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一方面继承和革新欧洲及德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借鉴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古典戏剧和中国戏曲。特别是布莱希特本人，就研究过中国、日本、和印度戏剧，对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女皇时期的戏剧尤为情有独钟，还吸收了希腊悲剧的元素。他从德国剧作家得到灵感，也喜爱巴伐利亚的民间戏剧。 布莱希特有杰出的能力， 把这些表面上不相通的戏剧元素结合，转变成他自己的作品。同时又与中国戏曲渊源深厚。他的两部经典之作《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阑记》，一部以中国南方作为故事背景，一部取材于元杂剧。 《四川好人》中布莱希特虚构了3个神仙下凡寻找“好人”，结果找到一个贫苦的底层妓女沈黛，并给她一笔银元开了家店铺。沈黛的乐善好施很快导致了经营的困难。她受别人启发戴上了一副面具，化装成“表哥” 隋达来剥削工人，又把得到的钱接济穷人 。隋达代表剥削，沈黛象征善良，然而人 们眼中水火不容的“恶”与“善”竟然相得益彰融于一个人的身上，人们咒骂夺走他们财产的隋达，却又用着相同的伎俩迫害吃不饱饭的沈黛，但这些可怜又可悲的大众呢？他们吃不饱，又要求他们讲怎么样的道德。布莱希特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好人的困境？是依靠隋达的铁腕，还是沈黛的道德，或者干脆就这样互补分裂，答案印证在了社会的变革之上，神仙们做不了的事靠谁怎么样才能办到？答案是：这世界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靠的是人们自己！于是布莱希特说：“先要吃饱，再讲道德”。 　　批判和变革 　　而《高加索灰阑记》则采用了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的故事桥段，灰阑判案法是让孩子站到石灰画定的圈内，生母和养母各朝反方向拉拽孩子，这有点像拔河比赛，谁赢了孩子就归谁。这部剧的情节对欧洲人来说并不陌生，在《圣经旧约》中便有相似的索罗门王判案的小故事。 　　所罗门王在位期间，审理了这样一单案件。 当时，两个妇女带着一死一活两个孩子来报案，说她们睡觉时压死了一个小孩，并都称活着的小孩是自己的。所罗门王听完了两位妇女的陈述，说：“拿剑来，把这活着的小孩劈开两半, 分她们每人一半。”这时，一位妇女大声嚎哭起来：“陛下，把孩子给她吧，不要杀死这孩子。”可另一位妇女却说：“把孩子切成两半吧，我们每人一半。”所罗门王说：“把孩子交给不愿杀死孩子的妇人，这才是真正的母亲。” 这个故事和《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两个故事无论从人物上，或者是情节上，几乎都在说同一个内容。但是布来希特却采用了这样一个陌生化了的情节，为的是就是在陌生化的情形下，让人们对事件产生打破思维定势的思考，从而达到批判和变革的效果。这就是布莱希特，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批判，继而前行。包括《四川好人》，布莱希特将这里的四川指代距离遥远欧洲的陌生省份，同其剧之中的古代希腊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剧中也没有与四川省相关的事件。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提供一个陌生的生存环境，激发观众对生命的重新思考，以期达到陌生化的收效，观众与剧中人保持距离、以惊愕和批判来代替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