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演员。他一生出演了近百部影片，为早期的电影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从小就喜爱戏剧、电影，尤其擅长皮簧。家里不准他学艺术，被迫进入了保定军官学校，当过吴佩孚部下的秘书。后来他离开了军校，到上海去投靠同学。经亲友的引荐，进入明星公司当临时演员。从此开始了他坎坷的演艺生涯。　　 　　1923年，他弃军从艺，南来上海，入上海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任演员。1924年，高占非和他的同学王元龙，怀着银色的梦幻，来到东方好莱坞——上海。王元龙经人介绍加入了朱瘦菊主持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果然星运亨通，后来成为“影坛霸王”；而高占非却加入了欧阳予倩主持的星光影片公司，拍了一部《同心结》之后，公司就此亏本倒闭，于是他又加盟明星影片公司。“明星”当时是上海规模最大的一家影片公司，人才济济。在“明星”的三年之间，未能得到崭露头角的机会。但有两件事却值得一提：一是结识了“明星”的女演员高倩苹，二人情投意合，成为影坛佳侣；二是和“明星”的助理导演蔡楚生结为莫逆之交，他俩同住在一间亭子问里；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并于1931年一起“跳槽”到新建的联华影业公司。二人进“联华”不久，机遇终于来临！蔡楚生编导的《南国之春》一片，邀请高占非和陈燕燕分任男女主角。影片是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居然一炮打响；三个人（蔡楚生、高占非、陈燕燕）同时走红。接下来，高占非又和黎莉莉合演了《天明》，和王人美合演了《都会的早晨》，和阮玲玉合演了《香雪海》……他和“联华”的四大名旦（阮玲玉、陈燕燕、王人美、黎莉莉）先后联袂合作，成为“联华”的红小生， 一共主演了十多影片，因此得以在1934年的“明星选举”中一举得魁。 　　1934年，高占非重返“明星”。这时候，“明星”对高占非已经是刮目相看，将他捧为“首席小生”，让他和“电影皇后”搭档，接二连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女儿经》、《再生花》、《空谷兰》、《劫后桃花》、《兄弟行》……这是高占非电影生涯的辉煌时期。 　　抗战爆发后，高占非赴武汉主演了抗日影片《热血忠魂》；武汉沦陷后，他又辗转去重庆，参加“中电”拍摄了《长空万里》一片。 1942年，高占非回到沦陷了的上海，重振雄风，在“华影”主演了不少影片。他和七年前的老搭档陈燕燕合演的《芳华虚度》，和陈云裳、袁美云、李香兰合演的《万世流芳》，先后曾被评为最佳影片，高占非本人，也曾连续两年被评选为最佳男演员。 　　关于“华影”的这段历史，至今电影史家还有争议，电影界元老夏衍对此曾有过指示：“凡是在敌伪报刊上写过文章的、参加过敌伪召开的会议的，或在敌伪公司里做过事的人，只要不反共、不替日本人做坏事，一律不戴汉奸帽子……还是从作品来看为好，影片怎么样？在当时起什么作用？” 　　如前所述，高占非在抗战爆发后，告别了妻子儿女，单枪匹马奔赴大后方；但是在感情世界却发生了突变，和一位著名女影星共赋同居之爱，几年之后，他俩又感情破裂，高占非因此回到了上海。 　　高占非的妻子高倩苹原是明星影片公司的著名女演员，曾经主演过许多影片，其中《时代的儿女》、《春蚕》、《丰年》、《女儿经》。《乡愁》等，皆属“左翼电影”。1936年，高倩苹走红时，毅然退出了电影圈，去上海政法学院攻读法律，四年后，挂牌当上了一名女律师。 　　高占非回到上海后，夫妻重逢，并没有发生当时小报上所披露的“小高（高倩苹）请老高（高占非）吃耳光”的殴斗事件，他们只是心平气和地在二人世界圈上了一个句号。从此以后，他俩虽然一同生活在亨利路永利村内的一幢住宅里，却是“同屋不同房”——旧情始终未能复燃。 　　1948年，高占非南下香港，先后在“大中华”拍摄了《驼龙》，在“永华”拍摄了《国魂》，后来又在香港进步影人的支持下，和顾而已等同人共同创建了大光明影片公司，并主演了《野火春风》和《水上人家》两部影片。1951年，“大光明”迁往上海，拍摄了《方珍珠》与《和平鸽》之后，就实行“公私合营”，并入了“联影”。不久，高占非终于告别了驰骋二十多年的摄影场，和友人合办了一家小企业——消防器材厂。与此同时，他也告别了永利村，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 　　1964年满花甲的高占非退休了。两年之后，一场“浩劫”从天而降，当时高占非虽然已是一位与世无争的老人；但是他的“行伍”出身，他的“附逆”历史，他的“资方”身份，无疑都是需要接受无休无止的审查和批判…… 　　1969年12月26日，高占非悄悄地告别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