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贾尼斯，美国钢琴家，7岁在纽约师从马库斯与列文涅学钢琴，1943年与布拉克指挥美国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而开始演奏生涯。霍洛维茨欣赏他的演奏，收为弟子。1960年贾尼斯到苏联巡回演出，获极大成功，后因患病而停止演奏，直到1972年才恢复演出。贾尼斯在霍洛维茨指导下，追求音色与表情，擅长演奏拉赫玛尼诺夫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 　　美国钢琴家拜伦·贾尼斯是传奇钢琴家中最少为人谈论和注意的一位，原因在于他的低调和短暂的演奏事业，以及相当有限的录音。但知道他出色演奏的人，无不视其为二十世纪罕见钢琴奇才，像俄国乐坛就称他为“美国的里希特”，由此称号可见他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贾尼斯因为干癣性关节炎影响到手指和关节，并以强大的意志力对抗疾病，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演奏手法，完全不让外界知道有此病症，撑了十二年后，眼见自己能弹奏的曲目越来越受肢体限制，终于不得不公开病况。最后，他在一九九一年接受手术，却造成他的大拇指第二指节无法动弹，更进一步接受了切除前端八分之三的指节，不得不告别舞台。但就在一九九八年，他七十大寿前，他竟完全克服了肢体的限制，复出乐坛，一年演出二十场的音乐会，并灌录唱片，完全表达出他对音乐的热爱。这份热爱和真诚，贾尼斯以转化肉体的病痛并表现在其所弹奏的音乐中，自己弹奏的音乐感同身受，在沉重的乐段里会让人看到几近扭曲的痛苦表情，而这痛苦表情不是来自技巧的刁难，而是来自他艺术家内在的诚挚。 　　贾尼斯带来了战胜逆境的传奇故事，他的同胞，年长两岁的朱利叶斯·卡琴则是悲剧收场，年仅42岁便死于癌症。卡琴是位学者型的钢琴家，对勃拉姆斯作品有独到的理解，与苏克、斯塔克组成三重奏团被称为“专家三重奏”，他指下的勃拉姆斯被公认为最符合作曲家气质的权威演奏。 　　任何时候，如果有谁年龄很小便显示出音乐的才华，那种感觉就不像是他选择了音乐而像音乐选中了他--我的情形便是如此。与许多音乐艺术家不同，我并非出身音乐家庭，父母都不是音乐家。不过，我母亲非常喜欢音乐，当她还是一个刚刚来美国工作的俄罗斯姑娘的时候，只要时间和金钱允许，她总是尽可能地去听音乐演奏。我父亲也不是音乐家，他是一位商人，但气质上却非常敏感和细腻。正因为如此，当我刚刚崭露出音乐才华的时候，我父亲和母亲便立刻给我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不过我之所以走上音乐道路，却是我一位叔父无意间促成的。那时我五岁，他送给我一架木琴作为圣诞礼物。圣诞节过完后，幼儿园老师要我们把最喜爱的圣诞玩具带到学校里去。在几件玩具中，我选择了木琴作为最喜爱的圣诞礼物带到学校。在做游戏时，一位老师弹起了钢琴，孩子们则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没有加入到跳舞的孩子们中去，独自一人随着老师弹奏的曲调弹起了我自己的木琴。我记得她显露出惊讶的样子，因为她停止了弹琴。接着。她过来拉住我的手，把我领到钢琴前，抱到琴凳上坐下，问我是否能够在钢琴上弹奏她刚才弹奏的乐曲。我说我可以试试。于是，凭着耳朵的记忆，我再次在钢琴上弹奏出她刚才一直弹奏的那首乐曲。这使得她大为惊讶。但我却觉得十分自然。当我重弹这支曲调时，她写下一张小纸条，折叠起来后用别针别在我裤子的吊带上。我当时十分害怕，不知道那张字条上写了些什么，但却记得，当我母亲读了那张纸条后，全家突然有了一种兴奋的气氛。大约过了一两天，幼儿园的两位老师来到家中，对我父母说她们认为我具有非同寻常的音乐听觉，应该让我立刻开始学习一种乐器。那时，像许多家庭一样，我家中也有一台钢琴--这也许就是世界上何以有这么多职业钢琴家却较少有弹奏其他乐器的音乐家的缘故吧。总之，从那一天开始，我便开始学弹钢琴。 我的姐姐塞尔玛比我大几岁，在此之前，她在家中已开始学弹钢琴。我记得幼儿园那件事发生后，我比以前更注意她的练琴，每当她弹错一个音符，我立刻会察觉，并从隔壁房间里大叫"弹错了"--这当然并不会使她更喜欢我，但却使我的音乐听力变得更加敏锐。接着，我开始了我正式的音乐学习。那时我们住在匹兹堡，家里决定我应该首先跟一位当地的钢琴教师学习，结果选中了亚伯拉罕·利托（Abra-hamlitow）。利托有他自己的一套教学法，在这方面他是非同寻常的。他教我的方法非常奇怪，他用字母结合某些符号把一部作品写出来，告诉我哪一个音符该在哪一个音阶上弹奏。我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但经由这种不同寻常的音乐代码，我开始学习钢琴弹奏。至今，我手中还有一些这样写下来的乐曲，尽管我竭尽全力，但事实上我根本读不懂那上面任何一个"音符"。 利托在训练上要求得极为严厉。每次我出了错，他就会用一把尺子打我的手。他打得很重，每次我都流了泪。尽管如此，他的训练却似乎有了成效。我并不知道自己的长进，直到有一天，他的一名学生病了，广播电台要我去代替那名学生演奏，这时他才对我说："你已经够格了"--但那时我才弹奏了六个月。于是我去了广播电台，在那里弹奏了巴赫的练习曲。 　　我七岁半那年，利托告诉我父母和我，他已带我走完了我在他那里能够走完的路程。他建议我去面见约瑟夫·列维涅和罗茜娜·列维涅，当面为他们弹奏。他作了这样的安排，于是我们--全家人和我--去了纽约，在那里见到了列维涅夫妇。他们听我弹奏后说：他们愿意做我的老师，我应该尽快到纽约来学习。于是，我母亲、我姐姐和我便迁居纽约，只有我父亲仍留在匹兹堡照料他的生意。这样便开始了我一生中最精彩美妙但同时却紧张而困惑的时期。同时跟列维涅夫妇学习（尤其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无疑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那种经历和体验有时让人难以置信。他们俩都是了不起的钢琴艺术家和教师，同时又是丈夫和妻子，在任何问题上，要指望他们俩意见完全一致是不现实的--至少在音乐领域中可以这样说。记得有一次我跟列维涅夫人学习，正当她纠正我手和手指的姿式与动作时，约瑟夫走了进来。"你为什么让他那样做，罗茜娜？"他说，"他的手和你的手完全不同。"他们彼此不一致的意见使我不知如何是好，但这种困惑只是暂时的；在我当时那样小的年龄，可供选择的并不仅仅只有"一种学习方式"。另一件我永远难忘的事是：有一次列维涅先生完全匍伏在地上爬来爬去，试图以这种方式把音乐情调传达给我--那时我只有八岁。在我跟列维涅先生学习期间，他常常把我的手从钢琴上拿开，然后，在大约15秒钟的静默之后，他以一种可笑的表情，从喉咙里发出一串虽小却珠圆玉润的声音。这样做了之后，他把我的手放回到键盘上，仅仅简单地说了一声："再试一遍。"碰巧有一次正在这时候，列维涅夫人走了进来，于是列维涅先生对她说："罗茜娜，我想他根本不懂得我的意思！"我不得不承认，那时，我确实不懂他的意思。 由于列维涅夫妇经常外出旅行，而我却需要不间断地得到指教和监护，于是在大约一年以后，他们决定让我跟另一位老师学习，但每月仍然要去列维涅夫妇那里弹奏一次以便检查我学习的进度。我被送到多罗茜娅。安德尔森那里学习--碰巧，她当时也正在指教威利·卡佩尔（WilleKapell）。多罗茜娅曾师事列维涅夫妇，对列维涅的教学方法知道一些。我跟她学习了大约八个月，于是她暗示我，她认为我不必再定期去列维涅夫妇那里弹奏。我应该只跟她学习。她的这种暗示后来几乎成了最后通牒：我要么只跟她学习，要么就另找别的老师。我母亲为此大伤脑筋，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在列维涅夫妇的影响下成长。在对列维涅夫妇谈及此事后．列维涅夫妇的意见是另找一位老师。于是10岁那年，我被送到阿黛尔·马尔库斯（AdeleMarcus）那里学习。阿黛尔·马尔库斯不仅是一位不寻常的钢琴家，而且也是一位不寻常的教师，她那时正在列维涅门下协助教学。我在马尔库斯小姐手下学习了大约一年，其间仍然定期去列维涅夫妇那儿接受指教。后来，我不再去列维涅夫妇那里弹奏而单独跟马尔库斯小姐学习到我16岁的时候。在我跟马尔库斯小姐一起学习的6年中，我平均每周上两节课，这确实为我的音乐技巧和音乐思想奠定了基础。尽管她对我所做的一切总是给以详细的评论和指教，我的感觉仍然是：我是在自我探索表现自己的发式。我从未被强行纳入到某种风格或某种方法中去。在我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每当我遇到必然遇到的考验，马尔库斯小姐对我的完全信任始终是一种强有力的鼓舞，这种信任成了我发展和成长道路上最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