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用半生相伴马勒
一百多年前，马勒的音乐在维也纳首演时，外界回应的是一幅讽刺漫画—指挥侧过头，对空荡荡的台下发问，“观众都上哪儿去了?”一个声音答，“都站在舞台上了。”马勒交响乐的铺张、繁复，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夹在晚期浪漫派和现代音乐之间的人物，历来被认为是一个“过渡者”。马勒作为德奥系的古典继承人，光芒远被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所遮蔽;尽管他被十二音体系的开拓者勋伯格供奉在私人的神龛，却仍有演奏家将他斥为“魔鬼”。抛开批评界的冷遇不谈，甚至连他的妻子阿尔玛也曾挖苦，“马勒的交响曲难以卒听，他的作曲远不及指挥才华。”
马勒在世时的名望，更多建立在指挥上。他有“彪罗(瓦格纳的御用指挥)之后最伟大的指挥”之称，而作曲家马勒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要到他谢世60年之后。“马勒第五”的“柔版”，被意大利导演威斯康蒂选作《威尼斯之死》的电影配乐，竖琴拨动下弦乐营造的声潮，成了马勒被公众记取的缩影。一个比较老套的段子，说是一位好莱坞制片人惊闻此曲后，问“这是谁作的曲，我要找他订份合约”。
斯人已逝百年，除了电影配乐演奏会上的“柔版”，马勒的作品仍鲜有在国内公演。今年四月，为纪念马勒逝世100周年，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别称《复活》)。而被请来担纲这次演出指挥的，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最专业的业余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
一曲定终身
上海爱乐乐团的乐手们在排演前一周拿到的《复活》曲谱，是由马勒基金会出版的最新校勘版。而马勒基金会的创始人，正是卡普兰。他于1984年以重金从荷兰基金会拍得“马勒第二”曲谱手稿，精心比对马勒的日记和信函后复原的这个版本，号称高保真地“再现了马勒的音乐意图”，这也是超级“票友”卡普兰向马勒百年纪念日的献礼。
曲谱上用铅笔标满了记号，从节奏到音乐色彩，精确到每个小节。在上海的排演中，卡普兰逐页翻过粘满了黄色便签条的谱子，口中喃喃着具体到小节编号的指令“第316小节，Crescendo”。乐手面对他略显僵挺的身子，夹着两臂小幅挥舞，犹如被马勒的音乐拉回远处。“马勒是需要拉开距离听的，就像长城这样的宏幅巨制，非从一个远视距的俯拍角度，你不能领略到它的气象。”上海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黄国真如是说。
以指挥为业的马勒，作为一个作曲家，常被时人谑为“半吊子”。而卡普兰拿起指挥棒，则完全是半道出家。他24岁第一次听到马勒时，已经是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但在此之前，他所接受的所有音乐教育，加起来是不到三年的业余钢琴课。1960年代，他创办的金融杂志《机构投资者》在华尔街搅得风生水起，甚至到了1998年，他还顶着美国商贸代表团的头衔访华。
马勒击中了他的哪根神经?让他在1960年代决然放下回报优渥的金融出版工作，辍业18个月突击学习指挥，以执棒马勒的交响曲为毕生追求。卡普兰曾对古典乐评人布莱希特说，“你肯定知道，我熟识的那些人每天早晨起来就会问自己，今天我能赚多少?那是他们唯一的动力。而我的动力变成了赚钱之外的其他东西。”
眼前这个年过七十的老头，戴着一副基辛格式眼镜，自顾茫然地说，“要知道，我爱上马勒时，他刚从人们的遗忘中苏醒，‘马勒第二’更是一支生僻的演出曲目。”卡普兰乐于把他与马勒音乐的相遇比作“一见钟情”。但现在他相信，自己历久弥坚的婚姻就是对马勒音乐“一见钟情”的旁证。
在24岁那年，他满世界兜转着听“马勒第二”的时候，就在伦敦王家音乐大厅“一曲定终身”，当年那个邻座的女孩日后成了他的妻子;而当日演出的伦敦爱乐乐团，在三十多年后完成了他执棒下最成功的版本，创下了18万张的销量。
“马勒第二”是卡普兰四十年的“业余指挥”生涯中唯一一部交响乐全曲，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畅销的马勒唱片”。让老头颇为自得的是，“伯恩斯坦说过，要是在欧洲寻找接替他的“马勒第二”指挥，我是他能想到的第一人。”
“打不准拍子的冒牌货”
卡普兰在欧洲先后执棒了伦敦爱乐、维也纳爱乐等名团后，重返美国，他的第一站是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让他没有料想到的是，在这座城市，他遭遇意想不到的敌意。
纽约爱乐乐团作为全球马勒演出的重镇，有过马勒亲自执棒的辉煌历史。要这帮眼界极高的演奏家听命于一个“票友”，自然难买账，卡普兰甚至被讥为“一个连拍子都打不准的冒牌货”。
在那次罢演风波中，提琴手Peter Kenote不留情面地说，“卡普兰的指挥，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不出错，最糟的情况下简直就是可笑，纽约爱乐不该迁就某位‘票友’。”另一名乐手Finlayson甚至在博客上公开质疑，卡普兰是通过向乐团捐钱而换取了执棒的机会。
旧事重提，卡普兰在那副基辛格式的眼镜背后，掠过一丝疲倦。他更愿意拿马勒当年初到美国的遭遇来说事：马勒的首演曲目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在大都会歌剧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托斯卡尼尼的到来，迫使他出让一部分自己的保留曲目。即便如此，后者还是对马勒所推崇的“指挥上的灵活性”嗤之以鼻，并且终身拒演马勒的作品。
“灵活性是马勒所要求的，从字面上说它意味着一定的自由度。乐手拿到最初的乐谱后，就必须做自己的工作。”当卡普兰听说上海爱乐乐团的部分乐手在排演当日才刚拿到曲谱时，整个身子蹭地从沙发上坐直，“这可不行，马勒是极其复杂的。”
4月4日晚，吉尔伯特·卡普兰在上海大剧院领衔演绎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这位超级票友、曾经“打不准拍子的冒牌货”，目前已成为“最专业的业余指挥家”。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畅销的马勒唱片。
对于像纽约爱乐这样的顶尖乐团，指挥的这种“放任”让演奏归于音乐自身的逻辑，卡普兰也承认“好的乐团几乎是不需要指挥而能让音乐流淌”。但对于上海爱乐这样初演马勒的“新手”，卡普兰式的“放任”，就容易流于平庸的照“谱”宣科。上海爱乐的多位乐手也有此体会，“卡普兰对乐谱抠得很细，但演出时气场不足。”
好在纽约爱乐的不愉快经历，丝毫没有影响到卡普兰四处为马勒布道的热情。他喜欢引马勒的话来自嘲，“我确实是拿头去撞墙，但是会砸出一个洞的将是墙而不是我。”年过七十的他，每年仍保持三到四场与不同乐队合作的马勒音乐会，并把自己的曲目库小心翼翼地拓展到了“马勒第五”的“柔版”乐章。
古典音乐诠释的“曲无定版”，和对一支曲子理解的差异，在这短短的8-15分钟里，达到了极致。这是一支缠绵的爱欲之歌，但也经常作为葬礼音乐演奏。“柔版”乐章的手稿，是当年马勒赠送给未婚妻阿尔玛的定情物。写作第五交响曲的马勒，在卡普兰看来，马勒正处在人生得意的顶峰。“但他写下的不是现实的生活境遇，而是对宿命的预感。”作曲家此后经历了丧女之痛、爱妻阿尔玛和包豪斯的创始人罗格庇乌斯的婚外情。如此人性化的音乐诠释，被《纽约时报》的乐评人Steve Smith认定为是卡普兰版本的马勒受到大众追捧的原因。
只是当卡普兰站在上海大剧院的指挥席上，面对那些对马勒所知甚少的中国听众，他那拘谨而摆幅微小的挥棒中所隐藏的对马勒大半辈子的一往情深，已经没有多少人能窥得到了。当号角动机奏出的时候，他一挥臂，好像依然要凌空逮住那个信号，这声从四十年前就在他的命运上方响起的通报。
Gilbert Edmund Kaplan (born March 3, 1941, New York City, U.S.) is an American businessman, former journalist and amateur conductor.
He founded the magazine Institutional Investor in 1967. He was publisher of the magazine until 1990, and editor-in-chief for three more years, although he sold it in 1987 for $72 million. He then concentrated on conducting, hiring Avery Fisher Hall in New York for his debut in 1982. He set up the Kaplan Foundation dedicated to Gustav Mahler. After personal research, he has twice recorded Mahler's Second Symphony: with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1987, and with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in 2002. He has bought the autograph of Mahler's score of this symphony and commissioned a facsimile edition of the score. He is co-editor of the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econd Symphony as part of the Complete Critical Edition of Mahler's works, to appear soon. He is a member of faculty of the Juilliard School (Evening Division).
Mahler's Second Symphony is the only complete work he conducts, although he has also recorded the Adagietto from Mahler's Symphony No. 5.
In February 1994, Kaplan conducted the Melbourne Symphony Orchestra in Mahler's Second Symphony. At the post-performance dinner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the keynote speaker was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Paul Keating, a noted aficionado of Mahler.
Kaplan's conducting has attracted criticism: in December 2008,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New York Philharmonic musicians had complained that his recent performance with the orchestra was a "woefully sad farce", and that h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conduct them again. Private Eye magazine claimed that Kaplan had only been allowed to conduct leading orchestras after paying them large amounts of money.
Kaplan is the brother of the late Joseph Brooks, 73, Academy Award-winning composer who was found dead at his New York City apartment on May 22, 2011 in an apparent suicide following a criminal indictment of multiple sexual-assault and rape counts.
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用半生相伴马勒
一百多年前，马勒的音乐在维也纳首演时，外界回应的是一幅讽刺漫画—指挥侧过头，对空荡荡的台下发问，“观众都上哪儿去了?”一个声音答，“都站在舞台上了。”马勒交响乐的铺张、繁复，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夹在晚期浪漫派和现代音乐之间的人物，历来被认为是一个“过渡者”。马勒作为德奥系的古典继承人，光芒远被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所遮蔽;尽管他被十二音体系的开拓者勋伯格供奉在私人的神龛，却仍有演奏家将他斥为“魔鬼”。抛开批评界的冷遇不谈，甚至连他的妻子阿尔玛也曾挖苦，“马勒的交响曲难以卒听，他的作曲远不及指挥才华。”
马勒在世时的名望，更多建立在指挥上。他有“彪罗(瓦格纳的御用指挥)之后最伟大的指挥”之称，而作曲家马勒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要到他谢世60年之后。“马勒第五”的“柔版”，被意大利导演威斯康蒂选作《威尼斯之死》的电影配乐，竖琴拨动下弦乐营造的声潮，成了马勒被公众记取的缩影。一个比较老套的段子，说是一位好莱坞制片人惊闻此曲后，问“这是谁作的曲，我要找他订份合约”。
斯人已逝百年，除了电影配乐演奏会上的“柔版”，马勒的作品仍鲜有在国内公演。今年四月，为纪念马勒逝世100周年，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别称《复活》)。而被请来担纲这次演出指挥的，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最专业的业余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
一曲定终身
上海爱乐乐团的乐手们在排演前一周拿到的《复活》曲谱，是由马勒基金会出版的最新校勘版。而马勒基金会的创始人，正是卡普兰。他于1984年以重金从荷兰基金会拍得“马勒第二”曲谱手稿，精心比对马勒的日记和信函后复原的这个版本，号称高保真地“再现了马勒的音乐意图”，这也是超级“票友”卡普兰向马勒百年纪念日的献礼。
曲谱上用铅笔标满了记号，从节奏到音乐色彩，精确到每个小节。在上海的排演中，卡普兰逐页翻过粘满了黄色便签条的谱子，口中喃喃着具体到小节编号的指令“第316小节，Crescendo”。乐手面对他略显僵挺的身子，夹着两臂小幅挥舞，犹如被马勒的音乐拉回远处。“马勒是需要拉开距离听的，就像长城这样的宏幅巨制，非从一个远视距的俯拍角度，你不能领略到它的气象。”上海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黄国真如是说。
以指挥为业的马勒，作为一个作曲家，常被时人谑为“半吊子”。而卡普兰拿起指挥棒，则完全是半道出家。他24岁第一次听到马勒时，已经是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但在此之前，他所接受的所有音乐教育，加起来是不到三年的业余钢琴课。1960年代，他创办的金融杂志《机构投资者》在华尔街搅得风生水起，甚至到了1998年，他还顶着美国商贸代表团的头衔访华。
马勒击中了他的哪根神经?让他在1960年代决然放下回报优渥的金融出版工作，辍业18个月突击学习指挥，以执棒马勒的交响曲为毕生追求。卡普兰曾对古典乐评人布莱希特说，“你肯定知道，我熟识的那些人每天早晨起来就会问自己，今天我能赚多少?那是他们唯一的动力。而我的动力变成了赚钱之外的其他东西。”
眼前这个年过七十的老头，戴着一副基辛格式眼镜，自顾茫然地说，“要知道，我爱上马勒时，他刚从人们的遗忘中苏醒，‘马勒第二’更是一支生僻的演出曲目。”卡普兰乐于把他与马勒音乐的相遇比作“一见钟情”。但现在他相信，自己历久弥坚的婚姻就是对马勒音乐“一见钟情”的旁证。
在24岁那年，他满世界兜转着听“马勒第二”的时候，就在伦敦王家音乐大厅“一曲定终身”，当年那个邻座的女孩日后成了他的妻子;而当日演出的伦敦爱乐乐团，在三十多年后完成了他执棒下最成功的版本，创下了18万张的销量。
“马勒第二”是卡普兰四十年的“业余指挥”生涯中唯一一部交响乐全曲，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畅销的马勒唱片”。让老头颇为自得的是，“伯恩斯坦说过，要是在欧洲寻找接替他的“马勒第二”指挥，我是他能想到的第一人。”
“打不准拍子的冒牌货”
卡普兰在欧洲先后执棒了伦敦爱乐、维也纳爱乐等名团后，重返美国，他的第一站是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让他没有料想到的是，在这座城市，他遭遇意想不到的敌意。
纽约爱乐乐团作为全球马勒演出的重镇，有过马勒亲自执棒的辉煌历史。要这帮眼界极高的演奏家听命于一个“票友”，自然难买账，卡普兰甚至被讥为“一个连拍子都打不准的冒牌货”。
在那次罢演风波中，提琴手Peter Kenote不留情面地说，“卡普兰的指挥，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不出错，最糟的情况下简直就是可笑，纽约爱乐不该迁就某位‘票友’。”另一名乐手Finlayson甚至在博客上公开质疑，卡普兰是通过向乐团捐钱而换取了执棒的机会。
旧事重提，卡普兰在那副基辛格式的眼镜背后，掠过一丝疲倦。他更愿意拿马勒当年初到美国的遭遇来说事：马勒的首演曲目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在大都会歌剧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托斯卡尼尼的到来，迫使他出让一部分自己的保留曲目。即便如此，后者还是对马勒所推崇的“指挥上的灵活性”嗤之以鼻，并且终身拒演马勒的作品。
“灵活性是马勒所要求的，从字面上说它意味着一定的自由度。乐手拿到最初的乐谱后，就必须做自己的工作。”当卡普兰听说上海爱乐乐团的部分乐手在排演当日才刚拿到曲谱时，整个身子蹭地从沙发上坐直，“这可不行，马勒是极其复杂的。”
4月4日晚，吉尔伯特·卡普兰在上海大剧院领衔演绎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这位超级票友、曾经“打不准拍子的冒牌货”，目前已成为“最专业的业余指挥家”。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畅销的马勒唱片。
对于像纽约爱乐这样的顶尖乐团，指挥的这种“放任”让演奏归于音乐自身的逻辑，卡普兰也承认“好的乐团几乎是不需要指挥而能让音乐流淌”。但对于上海爱乐这样初演马勒的“新手”，卡普兰式的“放任”，就容易流于平庸的照“谱”宣科。上海爱乐的多位乐手也有此体会，“卡普兰对乐谱抠得很细，但演出时气场不足。”
好在纽约爱乐的不愉快经历，丝毫没有影响到卡普兰四处为马勒布道的热情。他喜欢引马勒的话来自嘲，“我确实是拿头去撞墙，但是会砸出一个洞的将是墙而不是我。”年过七十的他，每年仍保持三到四场与不同乐队合作的马勒音乐会，并把自己的曲目库小心翼翼地拓展到了“马勒第五”的“柔版”乐章。
古典音乐诠释的“曲无定版”，和对一支曲子理解的差异，在这短短的8-15分钟里，达到了极致。这是一支缠绵的爱欲之歌，但也经常作为葬礼音乐演奏。“柔版”乐章的手稿，是当年马勒赠送给未婚妻阿尔玛的定情物。写作第五交响曲的马勒，在卡普兰看来，马勒正处在人生得意的顶峰。“但他写下的不是现实的生活境遇，而是对宿命的预感。”作曲家此后经历了丧女之痛、爱妻阿尔玛和包豪斯的创始人罗格庇乌斯的婚外情。如此人性化的音乐诠释，被《纽约时报》的乐评人Steve Smith认定为是卡普兰版本的马勒受到大众追捧的原因。
只是当卡普兰站在上海大剧院的指挥席上，面对那些对马勒所知甚少的中国听众，他那拘谨而摆幅微小的挥棒中所隐藏的对马勒大半辈子的一往情深，已经没有多少人能窥得到了。当号角动机奏出的时候，他一挥臂，好像依然要凌空逮住那个信号，这声从四十年前就在他的命运上方响起的通报。
Gilbert Edmund Kaplan (born March 3, 1941, New York City, U.S.) is an American businessman, former journalist and amateur conductor.
He founded the magazine Institutional Investor in 1967. He was publisher of the magazine until 1990, and editor-in-chief for three more years, although he sold it in 1987 for $72 million. He then concentrated on conducting, hiring Avery Fisher Hall in New York for his debut in 1982. He set up the Kaplan Foundation dedicated to Gustav Mahler. After personal research, he has twice recorded Mahler's Second Symphony: with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1987, and with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in 2002. He has bought the autograph of Mahler's score of this symphony and commissioned a facsimile edition of the score. He is co-editor of the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econd Symphony as part of the Complete Critical Edition of Mahler's works, to appear soon. He is a member of faculty of the Juilliard School (Evening Division).
Mahler's Second Symphony is the only complete work he conducts, although he has also recorded the Adagietto from Mahler's Symphony No. 5.
In February 1994, Kaplan conducted the Melbourne Symphony Orchestra in Mahler's Second Symphony. At the post-performance dinner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the keynote speaker was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Paul Keating, a noted aficionado of Mahler.
Kaplan's conducting has attracted criticism: in December 2008,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New York Philharmonic musicians had complained that his recent performance with the orchestra was a "woefully sad farce", and that h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conduct them again. Private Eye magazine claimed that Kaplan had only been allowed to conduct leading orchestras after paying them large amounts of money.
Kaplan is the brother of the late Joseph Brooks, 73, Academy Award-winning composer who was found dead at his New York City apartment on May 22, 2011 in an apparent suicide following a criminal indictment of multiple sexual-assault and rape 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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